很多人谈论历史人物，常纠结于其功过是非。但毛泽东评点古人，视角却总让人感到意外。他似乎尤其看重那些颠覆旧制、推动历史车轮的“实干家”，即便这些人身上争议甚多。
这种独特的审视方式，往往能超越世俗的道德框限。它直指一个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实际推动力，而非其个人品德或一时的成败。
少年英才话曹操
毛泽东的历史观并非空穴来风，其核心在于对“团结”与“实干”的看重。这点早在1942年延安中央机关食堂的一次偶遇中，就已显露端倪。
那是延安整风时期，十四岁的李鹏随陈云同志用餐。恰巧碰上毛主席，被问及学业与阅读。少年李鹏提及正在看《三国演义》。
当毛主席追问最佩服书中哪位人物时，李鹏脱口而出：曹操。这让主席略感诧异，便继续追问其中缘由。
李鹏随即举了一个例子，发生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之后。曹操大胜袁绍，清理缴获的书信时，发现许多部下曾私通袁绍。
然而，曹操却直接下令，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毁，不再追究。李鹏由此总结，曹操“能团结干部”。这番见解，源自当时老同志们的议论。
毛主席听后，不仅点头称是，还对身旁的陈云说：“这个娃娃了不起，要好好培养，将来一定是个人才。”这并非寻常的赞许。
它折射出毛泽东彼时强调的政治智慧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为达成大局目标，须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”，甚至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。
这种对过失的包容与利用，正是革命成功的基石。曹操的做法与毛主席日后强调团结犯错同志的思想，竟不谋而合。
那位千古一帝
若说对曹操的肯定体现了毛泽东对“团结”的重视，那么他对秦始皇的评价，则更彻底地展现了他对历史“变革者”的推崇。
毛泽东曾称秦始皇是“中国封建君主中，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秦始皇更伟大的了”。这一观点，无疑颠覆了传统史学对这位“暴君”的认知。
在毛主席看来，秦始皇的核心贡献在于，他是一位“历史性的帝王”。他推翻了夏商周以来奴隶制的分封社会。
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，这一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础，影响至今，其历史意义非凡。
秦始皇不仅一统六国，还统一了文字、度量衡，确保了国家的文化与经济运行基础。这些“基础设施”的奠定，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前提。
毛泽东在1958年谈及水利建设时，也曾强调这些大型水利工程，如郑国渠、都江堰、灵渠，正是得益于统一后的全国性实施。
在他看来，秦始皇是彻底的“实干派”。其法治思想付诸实践并塑造了国家，远比孔子空有治国理念而未能实现要伟大得多。
争议背后的辩证法
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赞誉，并非盲目推崇。他也承认秦朝“二世而亡”的短暂，指出了秦始皇晚年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以及部分暴政的弊端。
然而，对于“焚书坑儒”这一最具争议的事件，毛泽东却持有辩证看法。他认为秦始皇所焚的主要是禁书。
所坑杀的只是那些反对其政权的儒生，其目的是为了当时的社会安定。这在特殊时期，自有其历史语境。
这种评价体系，在毛泽东劝诫郭沫若的诗句中也有体现。他肯定秦始皇在政法和制度上的创新。
他认为秦始皇将中国带入了封建社会，其功绩不可忽视。毛泽东的视角，着重于历史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，对社会结构、制度乃至文明进程的根本性推动作用。
他并不拘泥于其个人品德或短期统治的得失。这种宏大叙事，体现了其超脱的史学格局。
笔者以为
毛泽东对曹操和秦始皇的独特评价，揭示了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。他以对历史进程的实际贡献和变革推动力为衡量。
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完美或功过简单相抵。这种实用主义和变革观，不仅是他对历史的深刻洞察。
它更是其革命思想和治国哲学的映射，启示我们以更宏大、更辩证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中的复杂人物与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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